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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化中心副教授董铁柱

对我来说，所谓博雅大学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小”。

2009年我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教职，就是在美国南方的一所博雅大学。从就读的公立大学到博雅大学任教，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切都变小了：校园小了，教室小了，班级也小了。一个班最小的只有两个学生，最大的班级也不会超过20个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教书，要想不和学生熟悉是很难的。那时候我每天早上八点半都有课，记得班级人数是八个，我经常会带一壶咖啡到教室，大家一边喝咖啡一边上课，有时候还会顺便带一点甜甜圈。班上有个黑人同学一开始经常迟到，我就每天早上七点半给他打电话叫早，缺课也就自然不可能。

在这样的环境下教书，要想不和同事熟悉也是很难的。全校100多个老师，一个月开一次例会，一个不大的礼堂也就全部装下了。学校有且只有一个教工餐厅，中午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在餐厅里三五个人一桌，边吃边聊。经常和我一起午饭的，有生物系、经济系的几个同事，一个本科就是80年代在这里毕业的，还有一个是巴西人，这样的午饭吃上几周，全校的八卦也就都知道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教书，要想不和领导熟悉也是很难的。我面试的时候，都会安排有和校长以及教务长交谈的环节，哈佛毕业的校长还和我聊起了《黄土地》。教务长每学期都会和每个老师谈话，不少同事在学校做讲座，校长和教务长也会安静地坐在下面，偶尔提个问题。我们对学校有什么意见想法，纵向交流是很直接的。学校橄榄球队主场的比赛日里，领导们也会带着家人和大家一起吃着热狗看球。

如此，大家对学校的认同感便很强，总觉得学校是“自己”的。加上博雅大学比较重视教课，和研究型大学相比，同事中性格怪异的就相对较少，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年的工作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2010由于家庭关系选择回国，恰好又到了一所“博雅”大学，号称是中国第一所博雅大学。一到珠海，说实话是有些失望的。别的不说，班级的规模就很不博雅，我的课一个班级少则50人，多则70人，要是给每个人准备一杯咖啡，估计一个月的工资就没了。

董铁柱老师在UIC上课

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是，美国的博雅大学大多在十七、十八世纪就出现了。美国的富N代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而中国的富人们才若干代。现在不少大学生的家长，自己还没有念过大学，对大学的理解也只是认为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将来更好地赚钱。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完全复制美国的博雅大学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若是一个大学才一千多人，那说出去都不符合大部分人心目中大学的模样——一个中学都比这人数要多；其次，如果课程设计以人文学科为主，再辅以商科理科，那么可能连学生都招不到；再次，若要坚持小班教学，那么学生的学费势必还需要提高，这样真的可能会让潜在的生源望而生畏。

那么，博雅大学在形式上的适当调整就成为了必然，班级人数相对要多，学校相对要大，专业相对要流行。然而在这种调整的背后，却必须有一种理念支撑着，才可能使得调整不会伤及博雅的本质。当我刚到珠海的时候，就发现这种理念已经扎根在学生中了。

记得在第一年的时候，我在选修课上问大家，在学校几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一位学生说，她最大的体会是知道了一个道理：老师说的不一定是对的，自己想的也不一定是对的。我当时听了之后颇为惊讶：这难道不就是理想的大学教育所要赋予学生的观念吗？

本着这样的理念，在教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我和部门同事特意设计让学生自己来讲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由老师来告诉他们。当学生们通过自己搜集资料，将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以及伊格尔顿、齐泽克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一一介绍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会真切地体会到不同角度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会为他们将来的独立思考打下基础。这是博雅理念的具体体现。

这些年随着学校知名度的上升，每年的招生人数越来越多，班级人数也自然就相应地增加了。不过我已经慢慢地不再纠结于“小”或“大”，既然在这里可以相对自由地传达我的理念，那么她就是一所博雅大学。

文：董铁柱
图：廖秋娴
（来源：365best体育官网入口公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