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6日-7日，中华文化传播研究院驻校学人林安梧教授，为师生们带来两场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演讲。讲座在华信书院举行。
林安梧教授在讲述儒道佛三家思想
第一场讲座由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主任伍鸿宇教授主持。他介绍林安梧教授说，林教授师从牟宗三先生，是当代新儒学第三代中极具创造力的思想家。且林教授与UIC缘分匪浅，早在中华文化传播研究院成立之初，许嘉璐先生便多次推荐林教授，希望能邀请他到我校讲学。林教授主张三家融通，面对21世纪文明的新挑战，展开对话与交流。相信他的讲座能给现场师生带来很多收益和启发。
第一场讲座由伍鸿宇教授主持
第一场讲座的标题为《论儒道佛三家思想之融通及其对现代化之后的可能贡献》。讲座可分为五部分：前言、儒道佛的区别与和会、从“现代化”到“现代化之后”、儒道佛深层反思的可能意蕴，以及结语。
在前言部分，林安梧教授指出，过去人们常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妨碍现代化”，这其实是个虚假命题。中国文化不会妨碍现代化的进程，且现代化不只有西方这一条道路。东方文化的长期隐晦不明，西方文化的过于高亢彰显，造成如今现代化呈现诸多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个凝固封闭的整体，相反它如王夫之所言“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系统。人性有共性，因此文明需要多元的沟通、交流、互鉴、融通，才能发展得更好。接下来林教授问大家：“儒道佛三家融通何以可能呢？”他解释说，这三家就学问系统而言叫“学”，就思想流派而言叫“家”，就其教化宗教意义来讲，称“儒教”“道教”“佛教”，这都是没问题的。“儒教”与西方宗教差异很大，它不是一神论、“信靠”的宗教，而是“觉性”的、直面存在的宗教。这一点上它与道教、佛教相通。这三教的经典都不是“上帝启示”的，而是在对话中生成。它们意识到语言的弊病，主张跨过语言，追求言外之意。这是三教融通的重要基础，也是在廿一世纪，三教给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而一神论宗教若想与儒道佛会通，就必须放弃其绝对话语权，倾听其他文明的声音。
现场师生认真聆听林教授的讲座
然后，林教授分点论述儒道佛三家的区别与和会。就主旨和目标而言，儒道同源互补，皆重在“生生”。儒家主张建构人伦共同体以至生生的成全。中华民族非常重视“共同体”这个概念——每个人都是“身心共同体”，家庭是血缘共同体，国家是政治共同体，教育是文化共同体，天地是自然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会合形成良善的“天地君亲师”人伦共同体，最终达到世界大同，天下为公。道家强调自然共同体，主张无为以求复归自然。它提醒儒家学者在建立人伦共同体同时不可违背了天地自然和谐的秩序。而佛教进入了一个更宽广的共同体——“宇宙共同体”。佛教看重世间诸苦，要渡一切众生到彼岸。在中国经过一步步发展后，认为所谓彼岸，当下即是，一念觉就是彼岸，是“圣”，一念不觉就是此岸，是凡夫。彼岸净土与此岸净土连接，于是佛教变得比过去更为恢弘。变化的原因是中国佛教融合了儒道两家思想。原本的佛教认为生老病死皆是苦，可儒道认为生老病死只是自然现象，“天地之大德为生”，生生不息，人类有限的生命应该参与到无限的洪流中，使世界“共好”“共荣”地发展。佛教吸收了儒道这方面思想，完成了佛性的成全与佛格的提升。佛陀造像的变化是很好的例证，印度佛陀是苦行形象，而中国佛像圆满可亲。因此中国佛教也大放异彩，遍及世界。
就主体的身心状态而言，儒道佛分别通过自觉、自然、自在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表现出来。儒家要求“我”要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修养到圣人的境界。道家告诉我们在朝最高的善努力时，底线不能毁坏。这底线就是自然生长的规律。现代性最可怕的后果就是底线的破坏。按照马克思·韦伯的理论，人们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追求合理地思考和生活，并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累积更多财富。但是随着财富累积、资本扩大，人们渐渐背离了信仰，遗忘了底线，导致种种恶果。这是现代西方现代化的恶果。佛教讲“当下自在”“了无挂碍”，苦业才可解脱。其实，华人的日常生活中不自觉便体现了三家思想之融合。林教授举例子说，譬如在考试前，父母总是鼓励孩子好好复习，这是儒家“自强不息”的思想。但在考试前夕，父母会让孩子好好休息，不要过累，这体现了道家思想。在进考场前，父母会跟孩子说，考试时不要想太多，专心答题，选择题犹豫不决时要相信直觉。这就是佛教说的“当下自在”。
同学正在认真思考林教授所讲的内容
就修养功夫与实践论而言，儒家讲“敬而无妄”，主体应通过实践活动，回到“静”的状态。道家讲“自然无为”，即心不能一直忧虑，要懂休息，把事情放在发展次序中解决。佛教认为需同体大悲，修行成佛。“同体大悲”隐含了众生平等的思想，这在印度种姓制度下很难有市场，但是在中国得到很好的发展。中国人早就讲“人皆可以为舜尧”，所以“众生皆有佛性”这段经文翻译成中文之前，儒道生对此已有讨论。正是因为许多方面有相通相合之处，佛教与儒道能很好地融通会合。
林教授谈到，三家融通在现代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代化发展至今已经有所成就，但由于其过于强调工具性的合理性，造成人的异化，生命有机总体失落，必须重建起来。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然而并不是思维的不可怀疑性的确立，才确立了自我，才确立了存在之世界，而应是先有“在”，人生在天地之间，共在于存在的场域之中，才启动“我”思，才确立了“我”。因此便不再是以“我”为中心，而是让世界包围“我”。在经验的层面，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那么如何确保知识能成为善的力量，而不成为恶的力量呢？佛教告诉我们，知识并不是客观的存在，它上面粘着个人认知，“贪嗔痴”三毒早已渗透其中。因此，“戒定慧”成了很重要的补救方式。比如，客观报道一个杀人过程，这是不恰当且不应该的。人应该为了共同体的公义，依其从内心生发的觉性，决定事情该不该做、如何做，这才是真正的、有自觉的自由。有自觉的自由比没自觉的自由更重要。
经过这些反思之后，便进入到“现代化之后”。林教授解释之所以不用“后现代”这个词，是因为西方“后现代”是指对现代性的批判。但经过深层反思之后，可以找到既包蕴现代化的成果，又让现代化得到调整的可能。人们只有明白如何“尊天”“敬地”，做到《道德经》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知道自然先于人，先于现代科学，不能用科学定义自然，才能够回到“生生不息，如如自在”的诗一般的世界。
林教授演讲风采
林教授用“言外有知、知外有思、思外有在”概括中国文化中“在”与“思”的关系，即存在大于思考，思考大于认知，认知大于话语。表现在宗教方面，东方传统文化中，宇宙之源为默运造化，一如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感叹，而非分说万物，似《圣经》所言“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的论述。其实人存在状态与天下万有的关系应是一个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关系，而非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关系。以道、德为例，道为本源，德为本性，道德便是入其根源顺其本性，因此道德不是压迫，而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林教授将此中国传统的知识论概括为“知、明、执、识”四字，不能掉落到“执”，陷溺于欲；应该往上升到“识”，了别于物；更往上到“知”，定止于心；最后“明”，通达于道。知识是自己在不溺外物后，于对象有清楚了别，到内心主体之确立，最后可经天地人心通而为一达道。中国传统知识论的意义不在于主体对客体的充分掌握，而在于在心性修养工夫下，与对存在的探究有密切关系。
最后，林安梧教授总结道：“道显为象、象以为形、言以定形、言业相随、言本无言、业乃非业、通归于道，一本空明。”宇宙造化之源，彰显为象，象落实为形。形为对象之物，需经话语确立，期间业力相杂，必以涤除玄鉴之功，而后可以知言本无言，业乃非业。林先生真切寄语，希望年轻人能读经典，“感其意味，体其意蕴，明其意义”，让经典在现代生活中重新活起来，参与到世界文明中。
第二天的讲座由吴炳钊博士主持，标题为《迎接新文明轴心时代的来临——从“文明的冲突”到“文明的对话”》。
第二天讲座开始前，主持人吴炳钊博士向林教授赠送UIC纪念品
讲座开始，林教授指出“文明的冲突”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文明不冲突，冲突不文明”。现在所谓的文明冲突，其实是权力冲突，是基于欧洲中心主义作出的判断。现在应该是以多元化取代中心主义，开启文明对话的时候。21世纪中华文明必须努力参与人类文明，展开更多对话。我们应该思考本民族有哪些资源可以参与文明对话。第一场讲座提到的儒道佛三家之思想，便是中华民族可以提供给世界的对话的资源。
讲座分为前言、关于“文明轴心时代”的反思、关于“文明的冲突”的反思、东西“绝地天之通”与“巴别塔”神话的对比、文明交谈的向度及其所涉内容之可能，以及关于文明对话的践行六部分内容。
在前言部分，林教授认为，整个20世纪，工具理性的合理性被高举，人们循着欲望向前奔赴，一往而不知止，这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早在20世纪初，西方有先见的思想家已经开始思考现代化的弊病，比如叔本华、柏格森、尼采等。进入21世纪，人们意识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挑战、掠夺自然。人不是天地的中心，不可能征服自然，而应回到天地宇宙这宽广的场域当中。所以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等学科发展起来，人们思考如何与自然共生共荣。林教授说，现代化之后，人们对工具性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人作为活生生的存在，在整个生活世界要安身立命，而不是追求出人头地。这方面的思考是中国文明从古典以来一直强调的。所以，中国古文明在现代化之后能起什么作用？这是为迎接新文明轴心时代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文明的“轴心时代”是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它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这四个基本阶段。所谓“轴心时代”，即公元前500年左右，人类文明取得重大突破，各文明相继出现伟大的精神导师，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他们都可谓德智双彰，参赞天地。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依然附着在这个基础之上。雅斯贝尔斯的概括得到了全世界有关文化学者的共同认定。
而新文明轴心时代，是经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这一连串现代化发展后，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科技时代之后，21世纪人们所要求的一种新的文明方式。这新的文明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林教授认为应该是回到本源，重新去寻求新的可能。因为旧的“轴心时代”后来的发展走向偏激，人们却把这个偏激的走向当成唯一、最好的道路。现在人们认识到这是不对的。所以，民国以来的很多口号也需要人们反思，比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大鱼吃小鱼是生态链的现象，但是在人类社会，强者就一定要吃弱者吗？弱者没有生存的基本权利吗？当我们读《庄子》，就会知道大鱼小鱼可以同时悠游于江河之中，人也可以悠游于天下。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强调共生共荣，对比之下就会发现现代文明发展是有问题的。所幸现代性之后，人类文明有机会开始做出反思。
现代性目前面临诸多困境。1996年亨廷顿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认为在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它的文明冲突理论与现实有诸多相应之处。如2001年“9·11”事件，我当时在台湾的书房里看到电视的实况播出，受到非常大的震动。
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提出，有两大力量共同推动人类历史的前进：一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一是黑格尔——科耶夫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前者驱使人类通过合理的经济过程满足无限扩张的欲望，后者则驱使人类寻求平等的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股力量最终导致各种专制暴政倒台，进一步推动文化各不相同的社会建立起奉行开放市场的自由民主国家。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在“历史的终结处”，政治经济的自由平等，是否能够产生一个稳定的社会，让生活在其中的人得到“完全的满足”，抑或，“最后的人”被剥夺了征服欲的出口，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冒险一试，让历史重返混乱与流血状态？
林教授对亨廷顿和福山的观点评论道，文明的冲突只是表面，事实上的霸权的冲突。意识形态斗争已经侵入文化当中，深入累积到骨髓。如今当务之急是免除霸权的思考。这个世界已经被霸权所笼罩，这是现代化发展的问题，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严重问题。历史不可能终结，人类不可能用话语去处置这个世界。人们以为自己掌握了话语，就掌握了一切，这根本上是对天道的僭越，这是以话语论定为优先的传统造成的遮蔽。唯有摆脱了话语的权力控制，人们才可能回归到生命之源，回归到存在本身，才有机会免除这些争端。
接下来林教授给师生们讲了《圣经》里“巴别塔”和《尚书》里“绝地天之通”的两则神话故事。林教授解释道，《圣经》里的故事强调神人隔绝，天人断裂，而“绝地天之通”的故事蕴含着“天人合德，多元一统，教化大行”的象征意义。因此中华文明对于存在本位的反省是，人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从中确立人文世界的尊严，同时让世界越来越好。这也是上苍赋给人的责任。因此人要相信自己得“天地之性”，即“生生之德”，才能“利用”“厚生”“唯和”。这里面隐含着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因此有着强烈的归返存在之源的反思。而疗愈整个现代性弊病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归返存在之源的反思”，这也是东方哲学对人类文明可能起的贡献。
人类文明的交谈涉及诸多内容，包含话语的翻译，商品的流通，生活的往来，人种的互动，政治社会共同体的缔造之相摩而造。现代民主体制与其他体制如何并存，这个问题也有许多人在思考。进入到现代社会，人们不会再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是唯一的、最为可靠的制度。它只是诸多制度中的一种，并且有其弊病。任何一种制度经由话语、文字、系统构造后都是有限制的。所以面对存在必须敞开胸怀，重新理解。因此我们有机会重新理解人伦与人权、民本与民主、自觉与自由等关系。我们可能会去厘清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君主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三纲的无限上纲，导致“人伦”变成一个有偏颇的人伦关系，是一个强调上下长幼尊卑的压抑下的人伦关系，不再是原先孔子强调的恰当的“五伦”关系，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才是恰当的人伦关系。最后，我们会明白，“人权很重要，有人伦的人权同样重要；有民本的民主比没民本的民主要好。自由很重要，有自觉的自由也不容忽视。”在思维的融通方面，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不能作为最终的原则，更为终极的原则是强调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比如水，在自然科学家眼里，水是H2O，但水绝不仅仅只是化学元素的集合，它更是《道德经》所言的“上善若水”。在宗教包容方面，儒道佛三教都是觉性的宗教，不是信靠某一个超越的、唯一的、绝对的人格神的宗教。“一神论”和“非一神论”的宗教之间应该实现包容。
林教授对比了“一神论”和“非一神论”宗教的有关话语权力论题的差别。林教授提醒道，做形态学的对比时要留意可能造成的谬误，以及主观意志造成的遮蔽。方法论的基本点是：作理解，但不能紧住不放，要意识到任何一个形态的阐述都是有限的。现代性之后，许多哲学家反思西方哲学到了“语言学转向”的时代。林教授认为这个说法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西方一直是以话语为核心的，所以必须处理语言的问题。但如果光处理语言的问题，回不到存在之源，就会陷入虚无、虚空的深渊中，彷徨不定。如果回到东方传统，中华文明不认为话语可以取代存在，对文明本身有所警惕，有文明者必有“文蔽”，因此《易经》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不是中心，而是通天地的。最近杜维明提出“精神的人文主义”，以别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主义”。林教授认为这个提法有意义，但还不够准确，应该是“通天地人三才”的人文主义。因此中华文明是“天人、物我、人己”合一的“存有的连续观”，而不是“天人、物我、人己”分裂的“存有的断裂观”。
因此，关于文明对话的践行，林教授指出要从“全球化”（Globalization）转变为“在地全球化”（Glocalisation）。也就是费孝通提到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个观点就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经》《论语》《孟子》《荀子》《六祖坛经》都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想法。如果现在国际上这种论述能成为共识，还会发生那么多冲突吗？1947年，美国的一份报告称，美国占全世界6.3%的人口，却拥有全世界50%的资源，今后美国应想办法保住这优越的位置，成为世界一级强国。然而，中国的政治家绝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中国文化里一直有“共好”的理想。如果“占全世界6.3%的人口，拥有全世界50%的财富”的国家是中国，中国政治家一定会先表达对天地、对民众的感恩之情，然后将财富用于造福世界，起到济弱扶倾的责任，让寒者暖，饥者抱，全世界免于衣食之忧。这样的国家才是上邦大国。尧舜禹的故事可能不是历史事实，但它是信仰事实，传达着中国历代思想家的美好向往，是孟子所说的“王道”。
现在，我们应该思考，中国强盛了，该在国际社会扮演什么角色。如今霸权的思维方式已经行不通了。但西方近现代文明没有王道的概念。中华文明作为唯一数千年来未有断裂的古文明，怎样让王道概念在中华母土上很好地生长，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参照和新的可能？这无疑是非常艰难的事业。免于霸权，做到王道，这是很不容易的道路。
师生们边听边记笔记
最后，林教授感叹说，UIC在珠海创办，新校园充满生意，处处有元亨嘉善之美。经典需要在母土上生长，才能接地气，通天道。期待中华文化传播研究院越办越好，唤起人们阅读经典的兴趣，让更多朋友从经典中获益。
演讲结束后，林教授耐心地回答了老师和同学们的问题。有同学提问在读儒道佛经典的时候，感觉到与外在环境处于分裂甚至对抗的状态，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调节心态，使之平衡。林教授回答说，人不可能外在于世界。我们的心应该像故事《庖丁解牛》里的那把刀一样，不执着，无所挂碍，以无厚入有间，去掌握事物的规律。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想，几乎不可能达到。但正因为“不可能”，才使“可能”成为可能，得到追求这般境界的动力。
讲座结束后，听众们纷纷举手提问，讨论热烈
林安梧教授学识渊博，幽默风趣。两天的讲座让在场师生收获颇丰。正如伍鸿宇教授总结道，林教授的讲座智慧深厚，气象非凡，点亮了灯，打开了窗，播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今后将会在大家心里开花结果。
（林安梧教授与UIC师生在中华文化传播研究院前合影留念）
文：吴蔚蓝（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图：汪文茜、王丹妮（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来源：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