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16日，龚鹏程教授为UIC师生们做了三场有关"儒家与文学"的精彩讲座。从"抒情的原则"到"人格的魅力"再到"中和的美感"，龚教授以生动有趣的事例、深入浅出的讲解，阐述了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产生的深泛影响。
龚鹏程教授在讲座中
龚教授认为，先秦各家学派从法家的"儒以文乱法"到墨家的"非乐"再到道家的"崇尚质朴"，都无正面提倡文学的意味。只有儒家认识到并强调了"文"的重要性，如"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这种对文学性的重视是当时众多学派都缺乏的。从"独尊儒术"的汉代，至唐韩愈推行的"古文运动"，乃至清代的桐城学派，仔细推敲，其间的文学发展，仍多本于儒家的观念。以六朝时期具有深厚佛教思想的刘勰为例，他的皇皇巨著《文心雕龙》，据他自述，也是因为夜梦孔子，为发圣贤之理而做。
龚教授谈到，自唐韩愈推行古文运动开始，众多文章大家都强调文章写法与体例要师法古人，文章内容要文质兼备--"文与道俱"，即文章要能传情说理。这一承前启后的思想便是儒家所主张的抒情原则的发展。"唐宋八大家"对此身体力行。到了明代，八股文兴起。写作八股文要求文辞华丽，说理透彻，是"文与道俱"的一种严格要求。在清代，桐城派又延续了这一主张，并吸收了八股文写作中的部分精华，自成一家。这就是"抒情的原则"的大体发展脉络。这期间，儒家主张"文与道俱"，故许多文人写作都带有隐喻或比兴的传统，如朱庆馀用"画眉深浅入时无"来探问自己诗文能否让考官中意，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同样寓含对大唐余晖的感伤。
龚教授指出，传统儒家一直有"不朽"的观念--"立功、立德、立言"。因此，阅读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时候，需要了解作者生平，然后才能体会他写作时的情感。不同于西方注重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理解，中国文学更注重对作者本身的了解。正因如此，作者的人格品性就极为引人注目。所以中国文学的系统理论中，在"天才论"之外，"修养论"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即要读书、穷理、治心、养气，厚积薄发而成文。写文章的人只有通过这样陶冶自己的人格，才能写出真正的好文章，也才能获得世人称许。中国文学史上的部分作家，如石崇靠打劫过路商贾而发家，司马相如琴挑寡居的卓文君，虽然他们的诗文出众，却并不为人称道，道理也在此。而田园诗人陶渊明，以其端正的品行，恬淡的情怀，平易近人的态度征服了后世，其人格的魅力，犹如万丈光芒扬于青史之间，方是令人景仰的大文学家。
龚教授讲到，"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对世间万物抱持一种中和（中庸）的态度。事物皆有正反两面，而儒家两面都不舍弃，"取两用中"，龚教授认为，这就是儒家"中和的美感"。这是一种辨证综合的世界观，与"和稀泥"似的方法有本质的区别，它并不是简单地"各打五十大板"，而是通过内在修养，认清事物本质后所达到的一种包含了人格和美学修养的上层境界。这种世界观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诸如书法、酒、工艺等各个领域。落实到文学，便是情与法的辨证。"情"是指进行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才情，"法"是指创作中的规矩与技巧，例如诗词中的格律规定。当进行文学创作特别是写作诗歌时，遇到"情法矛盾"，要既守"法"，又不为"法"所限，是很难做到的，这就要求创作者本身要既富才情又能读书穷理，才能把胸中圆融的情志，达到如杜甫诗歌一般"平淡而山高水深"的真正具有中和之美的境界。
三场讲座，总共六个小时，虽然如此短暂，然而龚教授贯穿历史时空，纵论儒家思想与文学的学识风度，令吾辈钦慕不已，受益匪浅。
据悉，作为中国语言文化中心"国情国学教育系列讲座"的一部分，龚鹏程教授还将在这个学期为UIC同学带来另外两次分别为"道教与文学"、"佛家与文学"的专题讲座，期待龚教授为我们带来更为精彩的关于传统文化与文学的讲演。
认真听讲的同学们
撰文：杨怀智
摄影：童 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