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0-11日，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景海峰教授到访UIC，担任由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主办的"国情国学教育杰出学者系列讲座"演讲嘉宾。
11月10日晚，首场演讲在我校冯燊均演讲厅（B101）举行，演讲题目为"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吴清辉校长、通识中心主任陈彰范教授、来自珠海中珠书院的嘉宾出席。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主任伍鸿宇博士主持演讲，现场座无虚席。
吴清辉校长首先致辞。吴校长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学复兴开始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中一道耀眼的景观。进入21世纪后，"国学热"更是持续升温，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国学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景教授今晚的演讲题目紧扣这一文化热点问题，非常具有时代感。相信大家一定会从中获得诸多启发，从而促进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随后，吴校长向景教授赠送纪念品，并合影留念。
景教授的演讲从厘清"国学"概念开始。景教授认为，从广义讲，"国学"是指中国的固有之学、传统之学，乃中国学术之省称；从狭义讲，专指与西方学术相对、能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及其特点的形上之学、文史之学。伴随着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通，以及"新国学"观念的兴起，国学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它的理解和诠释仍多有歧义，所讲述的内容之界域、重点以及章节纲目等，差异不小，难有定规，并无所谓标准之国学。
景教授把"国学"在20世纪的出现和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晚清时期。当时出现的所谓"国学"，是站在中国传统学术的立场上，试图从自身内部来挖掘新的东西，以作为抵御西方的资粮和武器。第二个时期，即上个世纪20年代之后出现的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齐鲁和燕京的国学所等现代学术机构，他们的国学研究，已经进入到现代学术的语境当中，已经"现代化"了。第三阶段，即当代的"国学"复兴，其核心的指向是呼唤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复位，是全民族的事业。"国学"于是被推为表达这样一种时代愿望、情绪和要求的新观念而重新登场，它所蕴聚的内涵当然与前两个时期有着天壤之别。
景教授分析认为，今天的"国学热"从时代变化和发展的总趋势着眼，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由弱势向强势逐渐演变和过渡的一个表征。是在整体上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化，对中国传统给予一个新的定位，在挖掘和诠释的过程当中，重塑中国文化的崭新形象。就中国文化的研究方式而言，是一个重新选择和提升的过程。景教授最后总结道，辨析国学的内涵，展望国学发展的前景，面临许多重大挑战。从宏观上来讲，当下还要处理好"中西融合"，中国传统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及学术传统与民间力量如何形成良性互动等重要问题。
演讲结束后，通识中心主任陈彰范教授向景教授赠送纪念品并合影留念，随后，同学们踊跃提问，景教授分别就当代大学生如何学国学，当代大学中的通识教育问题及国学如何发展等问题和同学们进行广泛热烈的交流。
11月11日上午，景海峰教授在冯燊均演讲厅发表题为"近代中国的佛教"的演讲。景教授认为，中国近现代佛学在西潮的强烈冲击和社会形态巨变的影响下，经历了重大的转折和发展方向的选择，百多年来，教界和学界、传统与现代、宣教或研究，累相叠加，五光十色，景教授将这一复杂的图景梳理出四个路向。
第一个是传统的佛学，或者叫僧伽佛学。景教授指出，清朝末年以来，佛学重振，释门颇多高僧大德，比如禅宗的虚云、来果、敬安，净土的印光，天台的谛闲、倓虚，华严的月霞，律宗的弘一，等等。这批大师，在对佛教的理解和认识上，在弘法的方法上，是比较传统的,跟过去的佛学研究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景教授认为，近代佛教的第二个路向大致接近于所谓"新派的"或"创新的"佛学研究，或者说是推进佛教向着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方式。这里面有很多人物，因为中国近代这样一种大环境，迫使佛教也要有一个相应的转换，形态上的变化，要跟时代能够合上拍，能够同步地发展。
景教授指出，第三个路向是以居士这种身份为主导的一批人对佛教发展或者佛学研究所做的推动。在清朝末年，首先起而重振佛学者，南有杨文会，立金陵刻经处，讲学于祗洹精舍，北有徐蔚如，在北京讲学于功德林，这两个人都是信奉华严的，所以当时社会上把他们叫"南杨北徐"。到了民国，唯识学开始兴起，也有南北二重镇，南有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北有韩清净的三时学会，时称"南欧北韩"。这些人都是居士，所以我们说居士不但是中国近代佛学的开创者，也是现代佛学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刊刻了很多佛经，然后对佛典有很深的钻研，传播佛法，和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有着密切的往来，对中国近代的佛教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个路向是学术化的研究，景教授认为，在今天的国际社会里，研究佛学的主流就是从西方的所谓佛教学、或者东方学来的，而欧美人真正接触佛教，主要是从研究性的这样一种层面来的。这些人只是研究佛学，他并不信仰佛教，他只是一个学者，是佛教文化的研究者。它仅仅是一种语文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式，而这些学习和研究的方式，在中国现代学术里面，当然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景教授最后总结道，近代佛教在学术上的这么一种转向，所谓现代的转型，大概能走的、可以选取的方向，不外乎就有上面的几种。这些方向，这样一些不同的方式，等于都是要应对中国佛教在西潮的冲击之下，怎么样把这样一种历史上留存下来的遗产或者资源，把它传续、发扬下去，供后人能够融合到新的文化系统里面，活泼泼地生长下去，这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大挑战。用各种方式把它延续下来，然后再向前发展，这个延续的方式、推进的方式，可以说是有差别的，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做，所以路向就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对佛教现代转化的尝试和努力都是有意义的。
演讲结束后，在场师生纷纷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向景教授提问，景教授一一作答。
撰稿：罗怡婧、黄婉鹂
摄影：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编辑：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