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教授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身居如此高位的他，看起来却是出乎意料的年轻精神；既有知识分子温和谦逊的风度，亦有官员精明干练的气质。看着他在演讲的会场外礼貌地应对各个前来提问的同学，以上庠之学识为一班大学生深入浅出地讲解，又忍不住感叹：终究还是一个传道授业的老师啊！
王教授是台湾人，有同学追着他问："为什么台湾人会怀念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呢？"他耐心解释：台湾人一直反抗日本的侵略，但日本统治台湾时，都是派最顶级的人才来的，唯恐被中国人看不起，憋着一口气要把台湾建设好；后来来了一个后藤新平，大刀阔斧地改革、治理，台湾很多建设都在日据时代就不错了。随着台湾境况的好转，人们也就逐渐接受了日本的统治；但是，不论如何，殖民统治也是不对的；台湾年轻人也并不想我们想象的那样哈日，王教授自己的儿子们都因历史原因而不愿意去日本旅游......王教授一边解释一边前行，那同学在身边跟随，这两个人走在路上，简直像再平常不过的一对父子。
郭校长在讲座开始的致辞中说，UIC很久没有像这样有名望有学术地位的历史学家来演讲了，他对此表示衷心的欢迎。经过周志文教授的介绍之后，王教授登场，开场白却是："这场讲座是比较通俗的，各位如果听到的内容太浅，请不要失望。" 演讲之后，结尾句又是："浪费各位时间了，谢谢。"--这种谦逊的姿态，在他的UIC之行中，贯穿始终。
"我是因缘际会--不然我也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坐在现在所坐的这个位子。我从不敢自称是重要的学者，"采访中，王汎森教授如是评价自己。他在演讲中提到近代历史上很多重要的学者如蔡元培、胡适、傅斯年、朱家骅等人，都曾在"中研院"主持工作；他在台大与中研院的师长余英时、许倬云等人，也都是如今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学者。只需看这一串名单，也可以理解王汎森为什么说自己"不是重要的学者"；但曾被这样一种环境熏陶的学者所作的演讲，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值得期待。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王汎森教授，在UIC演讲的题目是"学历史有什么用"，看来大学者也意识到社会风气普遍认为学历史没用了。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他如何能把人讲的回心转意呢？
事实证明千万不要低估一个学识丰富的人所拥有的说服力。要证明学历史的用处，历史本身就提供了许多生动又不为人知的故事。"如果二战时美国军方里没有人读过日本历史，没有人知道京都的历史意义，那可能他们就不会把京都从轰炸的名单上拿去......如果那时京都被原子弹轰炸的话，不仅无数累积千年的珍贵文物将万劫不复，日本人也永远不会原谅美国。仇恨或许就无法解开、代代深种。所以后人应当庆幸那时军队高层中有人理解京都之于日本历史的意义。但是那个军人在大学里学习日本历史的时候，很可能这门课只是毫无实际用途的非常冷门的个人兴趣而已。"王教授说，"这就是历史吊诡的地方。每个决定，不管再复杂、再重大，都是在一两分钟的思考之后作出的；这一两分钟却要仰仗你过去所有教养的集合，所以人文素养与博雅教育对学生来说才会那么重要。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需要它；但这样的机会却随时可能在你生活中出现，甚至改变你的生活。"
私下里，有些同学也有类似的疑问："每当我读着那些冷门的历史书的时候，总有同学不可理解，觉得有时间读这些闲书还不如把学分弄高一点......"
"广大阅读是很重要的，尤其现代的本科学习，把专业的领域限定在一个很窄的领域里，这种情况下，大范围的阅读就显得尤为重要。不止在研究，学生的养成里面，要给他们尽量给他们多的艺术、文学、音乐方面的影响，这些可能一时看起来不大重要，但是将来会看得出来它们的力量。这些对我们自己都一样。中研院的前任院长李先生本身就出生在一个画家的家庭，那些艺术氛围的熏陶，对他后来的学术高度，也有很大帮助。我小时候练毛笔字，我想我哥哥经过的时候也会想：‘有什么用？已经是电脑的时代了。'可是最后在我学术上发挥最大作用的，恰恰是这些从小保持的没有用的兴趣。‘不用之用是为大用'庄子这样说的。"
话虽如此，在如今这个浮躁与功利的世道，对历史与文学还怀有浓烈兴趣的年轻人，还有多少呢？文化的凋敝，两岸莫不如此吧。"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社发起一个请人讲解经典的活动，我就选了一部《明夷待访录》。讲的时候有一个大陆的记者来采访，他一看，惊讶得不得了：‘好少人啊！王先生你是中研院副院长啊，讲这个书这么少人听？'我说：‘这里面还有一半是我以前的学生，是特地从各地赶来看一下老师的，因为我好久没有公开上课了。'他完全不能理解，说：‘如果这个演讲在北京，至少会有上百人来听吧'......"--较之台湾的状况，大陆这边反而更值得乐观的。至少还有一部分人群在关心着历史，从他们的身上，我们还能看到王汎森教授在演讲中提到的那个"从古到今习惯把小说都写得跟历史一样的民族"的影子。
这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王汎森，另一方面，他还是一个教育方面的官员，有着自己对于教育的构想与愿望。"我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一年的学费就要六万美金--这么贵，谁读得起啊？！但是它有一点好，如果是穷的学生读不起的，它有许多的奖学金，前几年开始甚至对优秀但家庭贫困的学生免学费。我前两天还和朋友谈起哈佛大学的一位前校长，得知他的父亲是狱卒，母亲是端盘子服务员，还是俄国的移民--可是他们的孩子，却可以读最贵的普林斯顿大学。我觉得台湾将来也应该走一条这样的道路的；现在台湾的政府不准学校涨学费，可是现代的高等学术研究机构，花费是非常大的。中研院每年的科研费用是一百多亿啊！随便一瓶做实验用的试剂，都可能要近万元--每一滴就是一百元，没有这一滴你就无法做下一步实验了。因此现在的学术是一件很昂贵的事情。应该要让一个大学自己决定自己的学费，因为学问真的很贵。但另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奖学金要尽量地多，让那些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到学，让那些付得起学费的人去付学费。"可是这样的设想，在台湾实现的可能微乎其微，"受宗教的影响，中国人对公益的热心程度不及西方人，而且往往也不会想到教育范畴；此外，教育也是一件复杂的事情，盘根错节，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要改变就会很难。"
官员眼中的教育是如此复杂而沉重，相较之下，对一个学生来说，我们能从教育中得到的事物，就显得简单而纯粹得多--那也是我在王教授的演讲中感受最深的一句话了，他说："所有我们学习的东西，都是一块敲门砖，你拿它一遍遍地敲击知识殿堂的大门，以为自己会看到什么......但是最后，从那门里走出来的，必然是你自己。"
如他所言，我们最终也是通过知识丰富了自己的生命，每一次看似无用的追索与研究，每一次徒劳而美好的关于艺术与文学的体验，都不是白白过去的；我们一点一点地点亮心中的一盏盏灯，它们的影响，会在以后的生命中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发挥出来。坚持着那些兴趣与学问上的追求吧，哪怕它们看起来一无所用；若坚持着，某一时刻，或许心中会有万盏明灯同时被点燃，灿烂地照亮我们的精神与现实世界。
撰稿：黃昉苨
编辑：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