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5日至18日，由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中华文化传播研究院联合在线举办的“第二十五届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在腾讯会议顺利进行。本次研讨会共邀请了校外7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复兴之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这一主题展开演讲与讨论。研讨会场次丰富且不受场地限制，吸引了众多师生的关注。
5月5日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先生的讲座《张謇：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企业家》为本届国情国学研讨会拉开序幕。雷老师表示，之所以选择分享张謇的事迹，是因为其很能代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从传统工商业向现代化工商业过渡的缓慢、曲折、困难的转型过程。雷老师深入浅出地将张謇的一生作了精简的勾勒：张謇1853年出生于江苏南通，由于出身“冷籍”只能通过冒籍参加科举考试，考取科举成为他贯穿前半生的志向。23岁的他投入淮军吴长庆幕下充当幕僚，1883年陪同吴长庆出师朝鲜平定叛乱并因此结识袁世凯，在此期间他对高层政治始有所了解，后来张謇便回到上海兴办实业。1894年，41岁的张謇终于高中状元，同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张謇的思想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他为张之洞起草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他提出了练新军、修铁路、发展工商业等九条富有远见的建议。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张謇兴办了大兴纱厂，同时亦成为“东南互保”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这是中国绅商在政治上崛起的重要标志。其后张謇积极参与立宪运动，虽然在辛亥革命之初他支持清廷镇压革命，但雷老师认为张謇此举只是出于工具性的考虑，当他意识到清廷已不足以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便很快转向共和。后来张謇任民国政府任实业总长时，还推出了许多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张謇于1926年逝世，他形容自己“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雷老师总结说，张謇的一生给当代的启示是没有法律的保障，实业便难以发展，必须要有完备的法律才能有工商业的繁荣。
雷颐先生：《张謇：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企业家》
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主任伍鸿宇教授与学者们交流
5月10日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昭军教授带来了本次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的第二讲：《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人的伦理自觉》。张教授在开始时提出，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知应基于一个基础：一方面中国古代的礼文化曾经是中原高出周边的突出表现，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但另一方面传统礼教也问题渐显。接着，张教授以时间为线索，列举了诸多礼教的病态，例如专制、愚民等等，这些现象在当时的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袁世凯复辟帝制等行为都是以所谓的儒家文化做支撑的。基于此，在戊戌变法之后，新式知识分子开展了对传统礼教的批判。章士钊、谭嗣同、吴虞等人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指出“礼教吃人”的问题。在谈到“打孔家店”等主张时，张教授解读了其内涵，指出这一思想是以民主、科学为标准的反思，而不是彻底的否定传统国学。因此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对传统文化的观点和态度，是有着特定的立场和背景作为支撑的。同时，新文化运动也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我们今天理解的“传统文化”是新文化运动之后接受了民主、科学思想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和创新型发展。最后，张教授提出我们对传统的态度应是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张昭军教授：《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人的伦理自觉》
在交流互动环节，同学们积极向张教授请教。有同学问到应如何看待目前社会上开办了不少以国学为噱头的复古班的现象？张教授回应说我们的传统经典有很多值得我们自信和传承的地方，但也需要我们理性的去认识其现代价值。所以一方面需要同学们从学理上学习正规的传统文化，培养理性；另一方面也要有开放的眼光，不仅要看中国传统的内容，还要学习西方的思潮，读读马恩的著作，这样才可以更好的理解我们自己。还有同学问到我们自己对传统文化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样是不是会对西方文化有偏见？对此张教授解释道，这一问题是无可避免的，但我们可以尽可能的保持清醒，要不断的吸收、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改进。
5月11日晚，暨南大学文学院曾光光教授为师生带来了讲座《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以新文化运动为讲述中心》。曾教授指出，关于历史的评价很多，但对某一段历史的大致进程总有一种相对稳定且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叙述方式，这样的方式基本反映了历史发展的线索与规律。接着，他从鸦片战争讲起，帮助大家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曾教授认为，社会面临重大危机时，不同层面的人们往往超越集团、阶级的局限，围绕社会危机进行思考并形成共识，从而形成主宰一定时代的思想潮流，辛亥革命后中国便处于这一阶段。在研究近代史时，如何了解当时人们的所思所想呢？曾教授提出可从人们日常读物着手研究，比如重读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以领略其核心之“新”，而陈独秀、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抓住时代脉搏，提出“民主”、“科学”的口号也是在求新。《新青年》创办两年后，正当陈、李也在继续思考中国今后该怎么办时，俄国十月革命的风吹到了中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写下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开始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最后曾教授总结，陈、李两位知识分子创办了《每周评论》，引领新文化运动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于1920年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因此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分水岭。
问答环节，有同学问及新文化运动到底新在哪里？曾教授回应，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就是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与旧儒家礼制抗衡；提倡科学，就是反对迷信和盲从，主张以科学法则来判断一切。另外，其还大力推广白话文运动，希望通过更易懂易学的白话文普及教育，启蒙民众，这些主张在当时都是全新的。
曾光光教授：《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以新文化运动为讲述中心》
5月12日晚，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冯留建教授开讲《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与经验启示》。此次演讲，冯教授主要围绕着“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新时代的新征程”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经验启示”三大部分展开。冯教授先带领着大家回顾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艰难抗争历史，进而从100年党史的四个时期、四件大事出发，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四大时间段的发展与成就。最后，冯教授也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应总结和学习历史，秉承九个坚持方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扩大开放、坚持从严治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此才能鉴往知来，以更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征程。
冯留建教授：《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与经验启示》
5月13日晚，同济大学特聘教授郭世佑先生为大家带来了题为《辛亥革命的应然与必然》的精彩演讲。郭教授先梳理了“应然”与“必然”的概念：“应然”是和“使然”相对应的概念，而“必然”是和“偶然”相对应的概念。顺着这一思路，郭教授对辛亥革命的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度的讨论。郭教授认为，一方面庚子赔款打破了满清政府皇权的光环；另一方面，由于客观存在的满汉矛盾，清政府已经不能最大范围内调动其统治的对象的积极性，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机在此时已经被压制了。因此，推翻清政府是国家走向现代化、走出瓶颈的客观要求。接着，郭教授谈到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存在目的论式的倾向。比如，不少学者评价辛亥革命为“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郭教授对此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种评价对辛亥革命的“要求”没有设身处地地思考当时的状况，超越了辛亥革命所处的时代的客观条件，因而是存在问题的。类似的，另一种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在高调地歌颂了辛亥革命的成就的同时，也高调地抱怨辛亥革命的“失败”。郭教授认为，如此评价是自相矛盾的，这两种对立的评价只有一种可以成立。在讲座的结尾，郭教授思考了“辛亥精神”的实质。他认为，单纯地将辛亥精神视为“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因为这一精神可以同样套用在近代史上许多其他的前辈们身上，如曾国藩、李鸿章、张謇、林则徐、魏源等等。因此，郭教授提出辛亥精神更应是一种“不怕苦、不怕死、不做奴隶”的精神。演讲过后，郭教授和同学们就辛亥革命的创新性和革命性、研究近代史的意义和历史学当中“求真”的方式等展开了一系列交流讨论，同时他也鼓励学生们在历史学的探究中“向未知世界求解”，探究历史的真相。
郭世佑教授：《辛亥革命的应然与必然》
5月17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杨祥银教授带来了主题为《卫生与近代中国现代性》的讲座。从事中国近代医疗史研究的杨教授以上海医疗卫生的广告为切入点，分析了医疗广告当中呈现的卫生与近代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展示近代上海医疗卫生的广告图像，杨教授指出医疗卫生广告不仅将个人身体的健康与国家的富强紧密地结合起来，还刺激了消费主义文化，进而引发了人们对于现代健康生活方式的想象与欲望。这两种象征意义正对应了近代中国现代性的两个维度：对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诉求与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强烈欲望。接下来杨教授解释了一些医疗卫生广告中图文的象征意义，以此分析个人身体、卫生和国家如何与消费相联系。例如这些广告会用“救国必先强民，救民必先强身”来表达政治性、民族性和爱国性；通过政府宣传国货来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通过提倡改良市民公共卫生行为、习惯、观念来强调卫生强国的重要性等。由此可见，在近代中国，个人身体已变成了一个富有政治性的场域，一个被教化权力与知识交结介入的场域。最后，杨教授总结道，医疗卫生广告在近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一方面强化与传播了社会精英分子所倡导的关于民族国家的知识论述，另一方面又为现实生活中近代中国无法建立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残酷现实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讲座后，杨教授和同学们还对于公共卫生现代化、“临终关怀”与广告宣传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杨教授在讨论中还引导同学们应继续保持钻研的态度，勤于思考，主动搜集资料以提升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
杨祥银教授：《卫生与近代中国现代性》
5月18日晚，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育民教授的《条约制度与近代中国》讲座也同样精彩。讲座伊始，李教授开门见山地点明了国际法意义上的条约制度是一个以条约为主要沟通形式的国际关系模式，是一种不同于封建社会朝贡体系的新型国际关系。而西方列强通过战争暴力胁迫近代中国签订的条约以及由此建立的条约关系则是特定时期的产物，这体现了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夺，并非平等合理的国际交往模式。随后李育民教授详细地介绍了条约制度的源起和内涵，及其与近代中国之关系。条约制度产生于欧洲，以国际法为基础，创新提出具有近代性质的国际主权原则，强调签署条约的诸方均具有独立权、平等权、自保权和管辖权。但与之相悖的是，西方国家在将条约制度推向中国等东方国家时，赋予了其有悖于国家主权原则的不平等内涵。以我国为例，近代中国条约制度产生于鸦片战争，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基本形成，其后又获得进一步发展。《马关条约》的签订，彻底摧毁了封建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模式即藩属国朝贡制度，不平等条约制度和单一国际秩序就此成为近代中国唯一的对外关系模式。于是，条约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且复杂的影响：一方面，条约制度使得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对外贸易处于被动宰割状态，民族资本主义丧失资本原始积累的机遇，社会局势动荡，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其也促使了传统社会的变革，逐步引入近代政治文明，社会阶层更加丰富，民众的思想观念也逐步发生变化。最后，李育民教授指出，条约制度虽然具有近代性质，但其以损害主权为代价，使中国遭受巨大的屈辱和损失，也由此开启近代百年沉痛历史。正惟如此，中国人民先后以各种方式开展废约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废约反帝的斗争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李育民教授：《条约制度与近代中国》
至此，第二十五届国情国学研讨会完美闭幕。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校外专家们精心准备的精彩演讲，离不开同学们的积极参与，也离不开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中华文化传播研究院的同事们的大力支持。相信师生们在这七场精彩的学术盛宴中收获了不少近代中国相关的知识，也提升了学术视野。我们期待疫情过后各位学者们能够来到美丽的UIC校园再次与同学们交流，同时也欢迎大家多关注由中国语言文化中心及中华文化传播研究院举办的更多精彩活动及讲座。
来源：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